现体制典型病毒解析
───以北京SARS爆发为起因
    （笔者注：此文草于2003年4月17日深夜，于5月2—19日断断续续补充若干，6月4日完成。原文3万6千字，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有大量改动删节）
                           
                                                                                                                      
                                                          龚是非

        李慎之先生生前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条件“不是不成熟，而是烂熟了”。是不是“烂熟”，人文与社会科学很多时候无法量化，我们难以明确。就是“烂熟”了，也可能因中国历史文化强大的惯性和偶然的主客观因素，“烂”者不但没有成为新政体的养料，反而孳长出恶之花来。

        殷鉴不远，由此上溯100多年，多少次“烂熟”的机会都眼睁睁地错过，我们一个也没有抓住。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凡是对这个民族有热爱、有理想、有责任、有公心的人，都不会再容忍让中国以如此体制继续“特色”下去。改变现状，要经历漫长的痛苦，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艰难的抉择，这将考验我们的意志和耐心。但是，不改，就是死路，就是地狱。中华民族，已经面临深渊。在深渊面前，战栗恐惧、拖延迟缓，或急躁冒进、在忧民忧国的名义下逞一时之快，或为一己之私苟安一时，都只会带来灭顶之灾。

        从2003年初，医学专家清楚认识了SARS后，这个偶然的灾祸，在后来实际上就变成了必然，而且来得正是时候。它象一根针挑向条件“烂熟”了的水泡，我们国家“新洋务运动”（姑以此名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实）带来的“繁荣昌盛”，瞬间显得如此脆弱。减去医界及政府对新型疾病不了解可能导致的所有失误因素，SARS疫病爆发，正逢三代向四代交班，政府以一贯的逻辑“外松内紧”，使人毫无关注与防范的心理准备，因而急速传播的令人痛心的事实，让我们窥见这个国家沉重、滞后、急需改革的官僚政治制度之冰山一角。从处理SARS疫情的态度和方法，可以明显地发现，深植于现存体制中比疾病病毒更可怕的制度病毒，它的生存环境多么舒适，它的力量和影响多么强大和普遍。这个病毒不祛除，即使现在的SARS之役打赢了，但是，历史不会永远宽厚地给予中国机会的。

一

        SARS爆发后，有人把大陆卫生部长张文康，比照伊拉克新闻部长称为“张哈夫”。他在记者会上“勇敢”地信口雌黄，终于被真正勇敢刚正的老军医蒋彦永借媒体戳穿。当然，以现存体制，“污蔑、撒谎”的外国媒体是无法导致他下台的。否则，他早就该为河南爱滋病大爆发下台了。SARS不可预知的传染性、无特效药的可怕预后，带给人民极大恐慌。如果继续隐瞒，它将彻底摧毁隐瞒它的执政者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显然，“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应对不果断，执政者的权力基础就会崩溃，进而社会动荡失序，“亡党亡国”。胡、温的雷厉风行，我不愿意象海外有的媒体那样，以政治八卦去猜测。不过，如果认为他们主要不是出于或者至少是兼顾政治的考量，而是因为“一贯”把人民生命与健康安全放在首位，才采取断然举措，那就太幼稚了。抗炎很努力的吴仪，当初就坦言“我最担心广交会不成功”。这并非否认胡、温、吴的个人品质，而是要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受这个功利体制偏重工具理性的文化熏染，在权力和责任严重不对等条件下，在一律化的舆论语境中，不论个人品质如何，执政官员几乎都会因为监督的缺失而不可避免、程度不同地对制度病毒失去免疫力。张前部长撞在枪口上了，是因为他没预见到SARS居然可能动摇执政的根基，除了他个人品质的确太恶劣，他的行为，在现体制下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张去职之前，广东省卫生厅官员面对公众，也信口瞎说谎报了疫情。这表明，不是某一个官员有此嗜好。90年代新疆的“非甲非乙型肝炎”大爆发和恐怖爆炸活动频繁，就从来没有及时告知过民众。官员为了执政利益而隐瞒事实，在大陆早就是习以为常、不以为非的事情。今次北京SARS染病人数，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办法去证伪政府4月20日前公布的数字的。WHO在16日答记者问说北京大概应该是150到200人染病，但在特殊的体制下，纠缠具体数字和信息的准确与否，毫无意义。

       因为，对政府公布的任何数据和信息，如果公民提出质疑，马上就会陷入一个怪圈：政府将要求提出质疑的公民提供新数据，而普通公民既不可能得到调查数据的授权，也几乎不可能有条件和能力独立完成这样的数据提供。即使在特定状态下完成了，也可以不认可数据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因为，政府采用的几乎全部数据和信息，都只是政府部门自己完成，或者出资完成，或者以自己认可的他人的完成为准。除此之外，对公民自己完成的数据，有的官员会以各种理由否定或者干脆说成是“造谣”。还可能随意地将许多数据与信息纳入“国家机密”，剥夺公民的知情查证权，“依法”严罚以正式公布之外渠道获取这些“机密”的公民。一些历史档案，至今没有规定解密时间，甚至连上个世纪20年代的资料都密不示人，堪为旁证。而官员公布的数据和信息，只有脱离政府管辖地的人，才有怀疑和证伪的自由。

       这样，在自己的管辖地，官员就永远自由地证明着自己，谁也无法也不敢轻易去证伪。
       这根源于现存体制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凡对外公布的数据都是权威的，不可能有错的。因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是不可能欺骗人民的。但判定是不是“人民的政府”的“法官”，却因为现体制民主性的缺陷而缺位。按理，官员自己不能证明自己，如果自己可以证明自己，那应当有一种体制之外、体制完全无法影响和左右的力量监督政府，这样，政府的数据才不致失真。但是，这样的力量现在大陆本土还没有，即使有也相当孱弱。因为，现在的制度并没有给这样的力量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因此，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否定官员的数据，那就是官员自己否定自己，正如他自己自由地证明自己一样。

       官员可以自由地证明自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执政系统。政府的背后是党，党与政是合而为一的。对待执政党，现体制要求人民的是，把它作为母亲式的信仰对象来看待。信仰的程度，当然越深越好。不论母亲丑不丑，穷不穷，天然的血脉是无法割断的。与我们无法要求穆斯林信徒证明穆罕默德、基督徒证明上帝存在一样，对信仰而言，只有信与不信的问题，没有证明的问题。要么信，你就是“阶级兄弟”；要么不信，你就是“专政对象”。信仰只是情感和意志的“善”的选择，而不是一个科学的“真”的价值判断；信仰一旦形成，往往带着很大的盲目。“新洋务运动”以来，屡有领导人试图党政分离以修补制度漏洞，却越分越紧，就是因为不愿意正视现体制的核心即党政合一。颠覆了党政合一，也就颠覆了现行制度，就无法继续维持不被证伪的局面。

         可见，我们这个体制本身，不存在容许体制外力量纠错的机制和空间，原因之一，就是党政合一。党和政“分离”，喊了二十几年，可它就象孪生兄弟一样分而不离。这种合一在新时期被迫被某种程度地解构了，但是，不可能解构得彻底。党与政的分离，也无法走出因党的执政需要而分，也必定因党的执政需要而合的，无休止的分合怪圈。

        政府当然有纠错的时候。它还存在为了维护、强化自己需要而设置的、体现核心意志的监督机构——纪委、监察部以及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些机构都绝不可以独立存在。领导人始终牢牢地控制着这些机构，并永远担任裁判一切的最高法官。那么，政府的纠错，便往往与它自己的现实利益与处境相关。从它的历史看，只有在战争，或者类似今天SARS疫情的情况下，它才会在现实中立即纠错。这只因为无法承受不立即纠错的后果。一般来说，它只会纠历史之错，尤其是在需要否定前任，以更证明今天现实正确的时候。两个著名的《历史决议》就是如此。当然，在权力基础实质上牢不可撼时，或者，当它与人民的利益同向时，它将有勇气承认过失。因为这样的纠错对现实没有负作用。反之，它会坚口不认（即使实质上被迫改正过错）。纠错与否的关键，不是错与对判断清楚没有，而是要看削弱或动摇其政体的根本不。

         要强调一点的是，有的时候的纠错，如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相对解放人民、刺激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无一例外带来巨大的声誉并巩固了的地位。有人迅速地抓住这一点，证明自己正确。这样就出现了奇观：被饿死X千万的农民，要为允许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唱赞歌；被整得家破人亡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对平反感激涕零。过失乃至犯罪被文宣传媒迅速淡化，纠错效果和成绩被几何级数地夸大。

         专制政治的典型形态是“家天下”，“朕即国家”。这个制度的变种，是把“朕”换成一个官僚阶级，由“肉食者”的官僚阶级来代表和掌控国家。在“家天下”时代，“朕”永远不会错，偶尔下个“罪己诏”，说什么“万方有错，罪在朕躬”，也是为了利用认错来证明他是“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的圣明贤君。结果不但没有诚恳“认错”，反而是在显示他的英明宽广。“朕”要是真错了，就得改朝换代，所以有错的都是臣下。同理，执政党也永远不会有错，如果有，那也不是“党”犯的，而是不合格的“党员”干的。如果执政党有错，其合法性和道德价值就会遭受双重怀疑，尤其对中国这个特别注重伦理的国家，认了错，即不再有继续专擅政权的理由。执政党“伟大、光荣、正确”，“渺小、可耻、错误”的只能是一些早被开除出党的“党员”，而不能是党。党在特殊情况下“拨乱反正”，同样只是证明了党“敢于纠正错误”，更加英明伟大光荣。可见，即使纠错，首先也是为了自己的现实利益。在满足自己利益的同时，可以兼顾人民的利益，那就是执政党最成功的时候。

二

       有人认为，中共的执政，因各种主客因素，在技术上一直没有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所以才弊端丛生。如果完成了转型，一切都将走上正轨。其实，这个看法是肤浅的。实质性的问题是，为什么它可以安于不转型而继续执政；如果不转型仍然自由自在，为什么要转型呢。英、法的大革命，后来都成功实现了转型。那是因为他们“革命”本身的目的，绝对不仅仅是夺权。夺取国家权力，只是“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政体才是目的。他们的革命，由于有中世纪长达千余年基督教政教合一的历史苦难借鉴，有数百年强大而长期的人文思想启蒙准备，即使有人企图篡改“革命”的目的，也无法扭转历史的趋势。象拿破仑的皇帝宝座，就没有办法坐稳。

       但是，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革命领袖看来，革命的目的并不完全是西方的民主社会制度。民主在开始革命时作为目的，后来，随着陈独秀那样有西方启蒙主义理想和修养的人，被彻底清除出党，尤其是通过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后，就更多地是作为革命的手段了。随着革命胜利的临近，作为革命目的的民主，一天天在褪色，作为革命手段的民主，一天天在增强。当初，革命的理想，是实现人人均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 。这个革命目的实际上不可能在现实社会里实现的状况，是革命理想异化为手段的重要催化剂。以中国几千年封建道统的文化积淀，根本无法使民主体制在短时间内得以健康生成；它需要一个漫长的发酵来唤醒民众，使民众成为期待并努力去实践民主制度的主体。急功近利的政治目的性，使“革命”有意选择了忽略对民主政治必备条件的建设。

       于是，不管是“救亡”还是“革命”，还是“整风”压倒的，总之，民主的启蒙被现实无情也无奈地“压倒”了。中国“革命”的先天不足和目的异化，使得“革命”的内容与形式背离，“革命”运动的本质逐渐类同于“彼可取而代之”的农民起义。而以当时中国的世态背景，在国、共你死我活的争斗中，谁真的以民主为目的而不以此为手段，谁就会暂时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输得很惨。蒋介石知道这一点，毛泽东更知道这个“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这样特殊的历史境遇，共产党不开展延安整风“统一”思想，实质上是树立权威、内部先统一（“专制”）起来，它就难以快速取得与国民党军事斗争的胜利，甚或危及自己的生存。可以说，从40年代党内明确建立起“民主集中制”开始，党因为“革命”的需要而需要完成的党内“专制”，在理论和实践上就已经完成了，民主在这个时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革命”的手段。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具体规定——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毛泽东），从组织制度的可操作性上保证其权威专断切实可行。这个稀奇的“民主集中制”，明明就是集中制（“专制”），却偏要戴上“民主”的冠冕；明明其逻辑是荒唐的（因为以“少数服从多数”逻辑，“上级”和“中央”都该服从“下级”和“全党”），却偏要奉为全党的圭臬，其原因就不足为怪了。如果中共在建政以后能够做到还原“革命”的理想和目的，纠正异化为手段的目的，那么辛亥以降的民主共和理想，还可以香火绵延。

       当然，即使在延安时期，诗人毛泽东也还是幻想着假借民主手段，来实现向革命目的的回归，那个目的当时还没有完全丧失民主政体的内容，这可以从他与黄炎培先生的谈话里看出来。如边区的三三制，就很有成效。可惜的是，这样的准民主制度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有一个国民党专制政权，作为革命的对象来衬托。当这个对象被消灭了的时候，在中国肥沃的封建大地上，毛“久假”不愿意“归”，民主的目的性就完全消逝了。“久假不归”，而导致“革命”目的的异化。我们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稳定”只是改革开放、建设强大中国的手段。但是，这个手段被假借久了，就容易异化目的，慢慢将“稳定”替换为长期“压倒一切”的目的。执政党经历“文革”后，在血的教训下，为了纾解生存危机而重提民主政治主张，在新时期刚刚萌芽就被淡化。体制的改革，因为“新洋务运动”带来的经济复苏，其紧迫性也大大降低。

       手段和目的不统一，并且渐渐把目的异化为手段，造成“革命党”长期无法向“执政党”转型。在民主政治已经从革命的目的中被遗忘了的时候，还要向什么方向转型呢？转了就是变修了，就是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有的共产党人（如刘少奇）曾经试图转型，建立专业的行政机制和相对近代化的政体，对建政后的体制作一些技术性修正。但这样的实践必然引发民主政体的预后，使毛泽东非常敏感。建政以来的历次“路线斗争”，其实质就是转型的斗争。既然不愿意转型，又要使统治合乎传统伦理，唯一的方法就是党、政合一，使之成为人民的图腾，具有无需证明的道德合理性，使人民对党的信赖变成无理性的崇拜、无限的信仰。这样，执政党才能够“战无不胜”。对毛泽东的神化，对他的个人崇拜，也因此自然而然地诞生了。执政党以及党的具象化身毛泽东，就变成与上帝等同的高高在上的绝对裁判者。党和毛泽东想犯错误都无法犯，犯了就不是党，不是毛泽东。封建政治中皇帝（天子）驾驭天下的方式，与当年毛泽东的执政，就这样天衣无缝的融合了。毛泽东成了凌驾一切的“绝对精神”存在，具体执政者的一切错误，与他们完全无关。由此观之，“反对个人崇拜”之所以总是反不彻底，就是因为执政党没有、也不愿意反对“党崇拜”。“党崇拜”，从来就是“个人崇拜”疯长的温床。

       可以说，是不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个人崇拜”，是执政党是否愿意革新洗面，放弃已经异化的目的，真正返回正确的民主政治理想的试金石。

       目的异化为手段的另一个现象是，本来是为解放民众而党，但执政后为了保证江山“永不变色”、基础牢固，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就采取文宣手段，给人民戴高帽子，将一切为了民众的目的异化为获取人民信任的手段。比如“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等等。在现实社会里，任何个别的中国工人都无法证实自己代表本阶级。工人阶级的代表是“党”，党早就自命为这个阶级的“先锋队”。党自认是为无产阶级（人民）的代表，当然就是“专政”的主体；而专政的对象，在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的今天，会是谁呢？就象农民阶级为了“分田分地”帮党扛枪打仗，后来也没想到成了《宪法》里暗示的“被领导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在实践中变异了。“为人民服务”也不是为某个人服务，任何个人在没有真正自由选举的前提下，都不可以证明自己代表人民。“服务”就可能变种为“为人民的代表（党）服务”，“为党服务”。

        在“新洋务运动”时代，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理论”，这本来是针对大陆现实而作政治制度上的权宜和过渡，邓自己也认定民主政治是中国的出路。他没有忘记“文革”对他以及国家人民的伤害，他的民族责任心促使他选择最终实现民主政治作为党的目的。在“中国不要乱”的条件下，政治制度“和平演变”是最佳方案。邓明白“中学”已经被实践证明，丧失“为体”的资格。他希望先从“用”抓起，“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力倡“发展才是硬道理”，企图以之化解执政党多年来的异化，让“民生”助长“民权”，使“用”缓变成“体”。但是，随着经济难关度过，执政危机减退，个人崇拜和个人权力的复苏，他自己也年迈，无法在根本意义上实践自己的理想。

        我们还可以“民主”这个概念在执政党主流话语里的流变轨迹为个案，去发见目的是如何异化的。建党初，“民主”是党衷心向往之的理想，是唯一的目的。建政前，“民主”是党的一面旗帜（如前分析），党“实行了民主好处多”，党要“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但是，在57年党经历“右派”民主鼓噪的虚惊后，“民主”就总是与“资产阶级”（党革命的对象）联系在一起了。只要提到“民主”二字，就是假的，是反党。新时期，可以再提“民主”了，但“民主”又被有人等同于“四大自由”，是文革式混乱、动荡的渊薮。80年代中后期，“民主”开始被体制话语分为“西方”的和“中国特色”的。中国的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西方的议会、三权分离等民主形式，不适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人民文化素质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是适应中国现状的最佳民主形式。还有人打了比方，说西方人减肥是对的，中国人不是要减肥的问题，而是解决填饱肚子增肥的问题。在似是而非的混淆的“理论”下，“人权”自然就蜕变成和动物齐等的“温饱生存权”。其实，民主的原则非常简单明了，正如胡绩伟先生在《民主论》里所说，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民主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不论西方还是东方，不符合这个本质性原则的任何形式，就绝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民主制度从来就不是白壁无瑕、唯一全能的治国良方，也如丘吉尔先生所言，它虽然有许多坏处，但却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各样制度比较下，坏处最少的制度。主流话语那样牵强的解释，实际上毋宁说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需靠精英慢慢饲养优了再说。最近几年时髦的说法，是认为民主制度会影响社会效率，“在社会公平和效率之间，我们选择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且不说社会公平不会影响效率，就是暂时影响了，难道不公平的“效率”可以持久而真实吗？不可思议的是，连依据体制内主流话语无法自圆其说的那个“民主论”，也还是不能解释这样的事实：在群众政治文化素质、社会效率最低的广大农村，已经数年前就施行了最基本的民主——直选村长。而在城市，几年后的今天还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直选居委会试点，连上海、北京也概莫能外。

        到底是因为中国人文化素质差社会效率低，而不能选择民主制度，还是因为民主政治会解构什么而不选择？到底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特权以国家利益为借口，还是真的糊涂昏庸不辨优劣？“效率论”的实质，是担心公民无序参与国家政治，监督政府，担心公民“议而不决”，影响执政英雄完成“中华复兴”大业的效率。即便自命者都是精英，但是，没有“人民”参与的失去内容的“中华”，“复兴”的价值何在？何况，难道凭自谓的“民族复兴”责任感就可以独揽治国之权？

        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政治并不会带来国家混乱，执政者不应该违背政治家的良知。中共建政之前和建政之后的小范围几次民主政治实验证明，只要有制度保障，有序开展，没有一次会带来混乱。相反，每当执政党倾向民主的时候，国家就政通人和，欣欣向荣，人民幸福。“文革”大动乱，民不聊生，恰恰是不民主体制的恶果。即使在实践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间有混乱或不适应，也只有坚定地通过民主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去克服，也只能警示我们必须时不我待地，竭尽全力为民主政治实施进行艰苦和积极的条件准备。

        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质，使中国人顺善宽容、谨慎忍耐，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实践，在技术上比西方文化国家更不易致混乱的优点。但戴变色镜的人一看，反倒成了缺陷，成了认为“素质差”找的借口。几千年来，中国易乱，原因只有一个——封建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专制，从古到今，使个人权力无限大，为所欲为，极易给民生带来难耐的痛苦，逼“连奴隶都做不稳”的民众以死抗争，乱象迭起；也极大地刺激以天下为己任的“智者”和野心家“敢为”，他们渴求获得这样的权力，把象项羽那样的“取而代之”作为人生至境，以“君临天下”满足自己的兽性。亟欲逞一世之枭雄者，正是专制制度无限权力的强烈诱惑，并由此带去对人性的异化、扭曲，才激起他们的“雄心壮志”；正是人有十等的古制，才让“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无法生根中华，使民众在这样的文化下个个养成“吃人与被吃”的习惯。即便是堪称明君的大救星式皇帝，也会“不保晚节”，象汉武帝和乾隆暮年那样胡作非为。因为，专制制度给予了他们任意“不保”的权利。中国历史，乱多治少，治世成了乱世的中场休息，难道不正说明专制制度的魔力吗？绵延几千年的专制政治和专制文化，让所有人只有主、奴之分，使国民劣根性疯狂生长，层出不穷的兽行肆虐其道，大小官僚尔虞我诈，社会价值淆乱不堪，人的心灵芜秽苍白，那才是真正的万恶之本，动乱之源。

       那么，为什么在民主制度面前反而期期艾艾呢？

       因为，不转型而志得意满地继续执政的原因，其实就是执政党已经在“革命”和执政的过程中，与“革命”的理想民主政治渐行渐远、久假不归。民主理想变成空想，变成“革命”手段。而专政已经成为“革命”的最高目的，转型的内在动力没有了。40 年代在边区还推行农民“海选”，现在连得票率都拒绝公开。异化了的目的，带给一些官僚极大利益，并使其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止向民主制度演变。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尝试过一次别开生面的转型。这次转型对我们了解体制政治运作模式，颇有启示。

       执政党开始以知识分子充实党内，以接替因年迈将退下的知识文化水平普遍很低的“革命党”前辈，从而实现向执政党转型。这场转型，是以很熟悉的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的；这个方式本身，就是“革命”的而不是理性、科学的。结果，许多知识分子立马被充实进各级党、政部门，不少文革前后的大学毕业生一夜登龙门，由臭老九变成市长、书记。在那个时代，文凭造假还不盛行。许多干部对以前轻忽知识后悔莫及（弯转得那么急，一般基层干部不可能预见到，“知识越多越反动”会马上转到“文凭是进步的敲门砖”上来），赶快亡羊补牢，通过电大、函大或者自学考试获得文凭，以谋仕途发展。一时间，官位升迁的动力，促使社会掀起了学习知识文化的高潮。这次转型的努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在那样的条件下，运动的方式也还可以接受。但是其后，试图以“第三梯队”来继续转型，改变党的惯性和素质，从方向上就错了。因为“第三梯队”是“组织上”选的，而不是人民选的，其合理性就由于没有经过民主程序而难以存在。在度过后文革时期执政危机之后，由于体制的内在缺陷和胡耀邦中辍因素，这次转型不再有强大的后劲，阻力越来越大，缺乏后续动作，实际上是夭折了。当初，对转型远景兴奋不已的许多知识分子，后来也失望了。实践证明，遭改变的不是执政党，而是准备去改变党的“第三梯队”。

        90 年代中后期，80年代“革命党”不顾年龄因素要努力发挥“余热”，夺回文革十年损失、不甘交出权力的现象，已经演变为新进入执政党的既得利益者，想象他们前辈一样，不愿意让出官位的局面。这个时候，转型就只好再以一刀切运动方式开展，即基本只以年龄为标准。于是，部级干部65岁，局级干部60岁，处级干部55岁等等，到点就下，不管其他。有的乡镇干部，不到50正值盛年，也只好“退居二线”，让给20多的嫩毛头干。他们刚刚积累起来正可派上用场的工作经验，也只好弃置浪费。表面上看，这似乎废除了终身制，转型了一点。实际上，一些年富力不强者，转眼之间成新宠；另一批虽然年龄正好或者偏大，但工作能力和成绩都非常突出的人，却被迫退下。有的官僚投机分子，谙熟了这套形式主义政治转型技巧后，往往在升官路上进步飞快。比如说，人们传言的“无知少女”最容易得到提升，就是说无党派（或者是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这几类人容易被提升。以个人意志，来选拔人才、任用干部；不以民主的方式推举“无产阶级接班人”，当然不可能有好的结果。这种转型的形式，使中国政坛屡出奇迹：70年代的陈永贵、吴桂贤等政治明星，只不过在80、90年代换成了知识分子而已。有的大学教师，“机会”来了，几年工夫可以从一个专业能力一般、治国行政经验根本就没有的普通教员，摇身一变为领导人。还有的仅仅因为是无党派或者民主党成员，就一步登天。特别是在90年代中后期，有的博士、硕士（包括不少花公款买的），既没有扎实过硬的知识积累，也没有经过足够的具体工作历练，却掌管重要的经济、科技部门，在许多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上好大喜功，急躁冒进，“摸着石头过河”，朝令夕改（如减持国有股），给人民利益造成巨大损失。而在地方党政机构遴选干部时，除了依照上级部门的葫芦画瓢外，更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需要，买官鬻爵者有如过江之鲫，几乎和大清王朝末年无异。

        足见，现行体制下，执政党难以实现真正的转型。那样的转型，重复80年代的运动方式，并新生腐败惟利的病菌，不论从什么方面看，都将贻害无穷。应该建立起一个最佳的也最科学的转型方式——以党内民主体制化的组织功能，去替换其唯领导意志是从的组织功能，首先实现党的干部真正接受全体党员的监督与制约，再进而扩展到国家政府机构。看来，转型的核心，就在于是不是将体制由专制的转为民主，如果想跳过这个门槛，不论怎么变，都永远也别想成功转型。

        要之，唯此一途，每个人都肩起民族的责任来，坚韧沉着地发出异声，使人民有可能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有序开放，自由竞争，才能让国家步入健康发展的坦途。

三

         “领会精神”是体制话语的特色。我们分析这个特色，有利于更清楚地看到制度病毒是如何蔓延，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并如何起到它的作用的。

         在这个体制内，不知不觉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两套话语系统。一套标榜理想实已堕为手段的话语，它的作用是使民众和有理想者信以为真。略举几句为例，如“大公无私”、“艰苦奋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等。信奉这套话语的理想者，可分成党内右派和老黄牛派两类。对当权者而言，既高兴又可惜的是，这两类人现在都已经凤毛麟角，越来越少了。

        还有一些人，他们现在明明知道这套话语的虚伪，但是他们虚伪地不甘承认虚伪，没有勇气承认虚伪。他们清楚，那样的承认将会剥蚀下合理性，连自己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这个时候，本性使他们做出殉道模样，很悲壮地坚持着他们的“理想”。其实，是很残忍地为了一己之私抛弃民族国家大义。他们现在并不信奉这套话语了，但是他们深谙利用这套话语的好处。只要尽量使用它，人民听多了就会跟着走。这两种人，前者信奉并使用此话语，后者只利用并不信奉。在李锐先生女儿回忆母亲的文章里，“某某”明明与李先生前妻有染，但为了光辉的道德面具，在李前妻穷途末路、已被异变为精神病人之时，也不敢援之以手。由此可证明他满口马列左语，都是使用来对付别人的，而自己并不信奉。

        信奉这一套语言的党内老黄牛派，是使党的合理性在危机四伏的今天，得以支撑的最重要力量。不过，他们中有的人倒不一定是信奉了它才去做好事，而是因为这套话语与人类许多共同价值是一致的，认同话语本来是认同人类共同的美德。他们有的甚至根本就没听说过这套话语，不过是因为自己的天性善良，使利用话语者觉得可以利用他们而已。普通民众较难鉴别“某某”们与真诚信奉者的不同，区分不了信仰上的真假。这样，这些“利用”第一套话语的人，依赖宣传机器的强大，在信仰上给群众洗脑，把信奉者树为榜样。而“信奉”第一套话语的老黄牛派，极少会得势而官运亨通。他们在具体生活里努力实践自己的信仰，真诚为民公而忘私的人格、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牺牲、忠厚诚实乐于助人的精神，往往使一般民众以为他们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感动着一般民众，给群众带去希望，成为人民的楷模。这一类人因朴实而显得愚忠，但他们的道德感染力强烈直接地作用于人民。这样的人，本来属于跨党派信仰、跨阶级、跨文化种类的，从古至今都永远会被人类敬重的“好人”。

        但是，利用一套话语的人们，把老黄牛的一切功绩，都统统归根于他们自己。如果有人良心未泯，常做善事（如雷锋），那是“毛主席（党）的好战士”；如果有人为了国家建设，铁人般努力工作（如王进喜），那只因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如果有人象历代贤臣，累死在岗（如焦裕禄），那是“好干部”；如果有人忠于职守（如此次抗SARS的中日友好医院医护人员），那就“为红旗增了光辉”。老黄牛们不允选择地被一套话语作为教化人民的课本，但如果他们学不会、养不成解读“领会精神”那另一套话语的能力，在现实政治中就总是风光一时，然后默默无闻。

         所以，老黄牛们一般只有死了之后，才会被一套话语永远颂扬。这其中既有利用一套话语夸张死无对证的因素，也有老黄牛要是有朝一日开了窍，善良刚直的他们，活在现实里必终不见容于有的执政官僚的原因。“活雷锋”、“焦裕禄式好干部”等提法，正好说明完美的“雷锋”、“焦裕禄”都只能以“死”报国。他们只接受光彩肯定要弱几个数量级的“活”“式”者，才不会使自己塑造的典型露馅。“活”“式”者如有瑕疵，那是他们向“雷锋”“焦裕禄”学得不好；如无瑕疵，民众会遥想不知道雷、焦二人完美到何等程度。这样，一套话语才能增强真实性。

        党内右派这一类人，他们有知识文化，意志刚强，大脑清醒，认死理，坚定秉持原则和理想。他们九死不悔，不屈不淫、节亮风高，孜孜以求民主进步。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位卑而忧，不在乎个人荣辱。发现执政党的阴暗之处，就忧心如焚，往往以“第二种忠诚”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心声。如某某某85 年在成都给大学生演讲时，就鼓励青年学生“优秀的人一定要入党，只有入党才能改变这个党”。他们不是党的奴隶，但他们却是党的第一套话语——即已经异化但他们还没有觉察的，信仰和理想的奴隶。他们只认同党的第一套话语，违此话语的一切，他们都真诚地反对。在理想幻灭的时候，他们总是以“相信组织”来激励安慰自己。但如果他们醒来，就会义无返顾地顽强宣战。李慎之先生就是这种人。李在《风雨苍黄五十年》里以老迈之躯，奋不顾身地大声疾呼体制变革，破除封建主义的个人崇拜。韦君宜女士在临死前，终于醒悟后写就的《思痛录》里，痛彻五内地说“没有想到革命不但要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还要奉献良心”。他们永远不被信任。和老黄牛们比，他们的境遇相差何止霄壤。党内右派，对于一套话语的利用者“某某”们而言，除了利用他们的一技之长建设“党文化”外，在建政后，一般情况下他们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历次政治运动党内右派总会成为疲惫不堪的运动员。只有执政党自己也折腾得疲惫不堪，不休息就要累垮了，才打发他们出来搞点建设。

        这样，就构成了一道奇特风景：恰恰是对一套话语信奉并实践者；恰恰是不具备领会领导精神（即放弃良心接受诱惑）的能力，或不习惯、或拒绝另一套“领会精神”话语者；恰恰是一些官僚群体认为不识时务到处添乱，从内心非常忌惮和讨厌者：执政党却要依靠他们来赢得最大的合理性和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没有他们对一套话语的坚持，道德正义性就无法维护；没有他们以孱弱之力竭诚反“左”，执政党的异化不知道要走到多么骇人听闻的地步。建政以来，是他们这些党内“右”的力量以及老黄牛们，自觉和不自觉地，维护了“光辉形象”，巩固了民众基础，使许多绝望而无奈的人民感到欣慰。

        右派典型张志新、遇罗克等诸多烈士，虽然后来都被平了反，但有的人绝不会真心实意地敬佩和宣扬他们。这些人欣赏和怜惜的是雷锋、焦裕禄，他们“以死报国”，任由某些人将他们塑成金身，吸引人民膜拜。这些人期望所有的子民都向他们朝拜学习，终身只知道埋头苦干，创造财富，淳化民风，做忠实的奴仆。而对张志新们，虽然出于想纠正专制异化的些许冲动，或迫于形势利用的需要，或因为自己也遭受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心生感慨，要表扬几句。但是，这个表扬短暂得就象流星划过天空一样，这些人不允许他们的光芒，时间稍微长一点地在夜空里停留。因为，那会照亮更多人的心灵。

         这真是莫大而血腥的讽刺。

         那么，“领会精神”的体制话语，即体制话语的第二套，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呢？这是一套奇特的、难煞语言学家理解力、只有一些官僚精通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另类话语。这一套话语，只有明确的能指，而没有清晰的所指。从语言学看来，它的能指与所指是不确定而分离的。西方不懂中国“国情”的人，经常无法准确判断官方话语，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解读这种话语能指与所指之间，看似任意其实又非常固定的内在联系。西方人或者大陆一般百姓，几乎无法理解这种话语的言外之意。这套话语的要义就在于，它包含了体制内几乎所有的官场“潜规则”，它的意义只有先对“中国特色”有深刻理解的人，才有可能判断得出。然而对于体制内的人，一切都那么明确和心领神会，用不着说穿。如果谁非要探究明白，问个清楚，那首先，就不会有上级官员认为这样的人，可以比较好地混迹于官场。凡是失去能力去理解“领会精神”话语的人，在这个体制里一般不会有什么好运气。对此话语较真者将失意于官场，被排挤出体制主流。现行官僚体制，因为这套话语的运用，便失去了吐故纳新，拔擢坚守良知者的效能。如果有例外，那就是下级越级理解了上级的“精神”，并且碰巧上级知道或直接接触了此人，又欣赏这样的理解。假若那个上级级别很高，可以左右一切，那么，这个与体制话语格格不入的人，就有可能一步登天。朱镕基以50之龄，从一个科级干部，短短十余年升为实质总理，差可为例。

        体制的第二套话语，随着人民的越来越觉醒，其能指与所指的联系也越来越隐秘和复杂。在固权初期，假强盛的人气，还比较少运用这套话语，有时候甚至能指与所指联系还比较明确。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等。但现在，就丰富和隐晦得多了。比如，“一贯”、“研究研究”、“外松内紧”、“先礼后兵”等。孤立地看，没有一句话有什么错，但要是经体制内的官员对其“精神”一领会，就很精彩了。

        在中国大陆，对体制中的一些官员来讲，重要的就是深刻理解包含官场“潜规则”的话语。否则，你将一事无成。

        中国社会第二套话语的魅力，还典型体现在政令大于法律这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上。原因在何？在于政令（各级党委、政府的文件，以及领导讲话等）是第二套话语系统，法律往往是第一套话语系统。法律由于其专业的严谨和可操作性的特殊，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被迫要明确。所以，即使有时候在逻辑上漏洞很大，也不得不那样明确规定。许多人常常爱引用《宪法》里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等条款，甚至引用限制较多的《游行示威法》，就是不理解，普通民众如果只照法律去做，而不按照第二套话语即政令去领会清楚“精神”后，再选择自己所可能允许的行为，那么，他们是没有弄明白法律里规定的公民权利，有的官员并不让老百姓去做。

       在大陆，以前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有的不是限制公权力，而是限制民权。现在已经进步很多，但其立法的本质依然以“人民民主专政”为依托。不过，正因为有的限制民权，话语就只好采用第一套，在不危及执政者利益的前提下，公理高张。禀持一套话语的法律去与遵循二套话语的官员周旋，群众少有成功维护自己权益的可能。甚至，连体制内的高级官僚，面对此情此景也只有徒唤奈何。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执《宪法》抗议，照样难逃被虐致死的厄运。

       一些官员，就经常用第二套话语任意解释自己的所为，而用第一套话语来规范和要求民众。也就是说，人民必须守法，官员则以政令作为自己行为遵循的最高准则。在遇上政治经济危机时，总是抛弃法律，断然采取人治。这个时候，考验官僚的标准不是守法与否，而是遵命与否。若法与令抵触，令大于法。每次政治经济危机度过后，有人不但不反思权大于法的弊病，反而会深感人治对维护专政之必不可少。如果没有人治，碰上危机，就只好束手就擒，被剥夺专权。至于被剥夺后，是不是真有一些人渲染的“天下大乱”，只有天知道。不人治就会大乱，是一些官员行之有效的挡箭牌。这样，“新洋务运动”以来，法治举步维艰，就是因为少数官员认为，只要“坚持党的领导”，就无法同时推行法治。香港大学法律系一外籍教师在讲授大陆法律时，第一课竟讲《党章》，实在可以在此作为绝妙的注脚。法治的本质就体现在限制执政者权力和保障人民的权利上，只要一些官员不放弃专政于民的权力，中国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

       在日常社会生活中，遍及每一个角落的二套话语，只要稍微辨析，就可以发现其荒唐到何等地步。这次SARS疫情，张文康答记者问时说：SARS还没有列入《传染病防治法》里。言外之意是多少人染了病，多少人死了，反应如何迟钝，因为《法》里没有列出，都不该追究什么责任。这样荒唐的理由居然拿出来辩解，不是官僚真的痴守法律，而是张觉得可以从《防治法》中找到一小点缝隙作借口，用来对付媒体和老百姓。第一套语言本来就是专门对付老百姓的。而“上海互联网有害信息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协调小组”在5月3日发布的《公告》，严禁通过电子邮件传播“损害国家机关信誉的”（公告第8条）信息，完全无视宪法和法律对公民权利（包括通信通邮权利）再明确不过的规定，也是一个政令大于法律的好例证。他们的第二套话语，他们的讲话精神，才是天大的法。老百姓自己要好好领会“精神”。至于上海那个小组到底是什么机构，它有没有权力来发布这样的《公告》，即使有，发布了违宪《公告》怎么办；“损害国家机关信誉”到底是指什么，象张文康这样活生生“损害国家机关信誉的”人怎么处理，如果疫情没有爆发成后来这样就控制住了，蒋彦永那样的行为算不算“损害国家机关信誉”：当然就不会有任何人给予明确的解答。只要群众知道领导的“精神”是“非常时期不得妄动”，就可以了。我们还发现，最高人民法院则在5月3日下文，要求将防治“非典”当作“政治任务来抓”。在此，我们再稍微解读一下：“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绝对服从领导和权力，服从“精神”；当作政治任务，就是当做比法律高得多的领导“精神”去体会落实。一个“政治”概念，许多的官员都会准确地领会其严峻后果和重要含义。而这个任务的具体要求，却并不是防治疫病，而是要各地做好工作，不让下面的人，这个时候到北京申冤上访添乱。

       许多二套话语概念，由于使用成了习惯，渐渐被民众弄清楚其能指与所指的特定关系。如此，就形成类似武侠小说或江湖帮派的“行话”，成为中国特色语言的风景。如，官僚推诿责任时，就告诉群众“研究研究”，领导要民众忍受社会的不公，就号召大家“要看到主流是好的”，对一心一意维护个别领导者，叫“政治上过硬”，对真心实意推进政治改革的叫“个人英雄主义”，把官僚的特权叫“工作需要”，把制度性腐败的大批贪官称为“一小撮害群之马”，官员自己被迫改正错误，就说是自己“一贯”如何正确，为让民众忘记历史，就说自己“始终”怎样，让民众放弃自己的思考，只盲目地听话，就要求“统一思想”……。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不过，这个二套话语也会让精于领会的中国官僚，在特殊情况下难以把握，从而铸成影响仕途的大错。

       比如，面对此次“非典”，有的干部，就在努力要符合更高干部“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精神时，出了点小差错。我无法相信他们真吃了豹子胆，敢于故意逆上地隐瞒疫情。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象50年代“放卫星”，毛不喜欢的话谁敢放呢。真实的原因，是他们按自己领会的领导“精神”去做，结果领导的“精神”又被领会错了。或者，正确领会了这位领导的“精神”，却错误领会了那位领导的“精神”。或者，领导的“精神”因为病毒的特殊性而中途变了。面对这样的情形，居下位的官员，尤其在今天唯利是图的趋势下，他们会怎样解读“不可明说”的精神，就往往决定着他们的官运。

       大陆有个习惯，每开一次会议或者领导每有一个讲话，总要让下面翻来覆去地学习“精神”。本来文件上白纸黑字，一目了然，为什么要这样烦琐呢？其实，反复学习的重要原因，除了要统一思想，就是要让下级官员领会“不可明说”的“精神”。这样，很微妙的情形就出现了：在这次疫情中，如果有的官员把精神领会成了“首先保证经济发展和稳定”，那疫情的报告，为免社会恐慌引起外资撤逃，则能不透明就不透明，就是以后被传染上的人很多，也只怪新病毒太厉害。但是，有人跋扈惯了，他的政治智慧稍微低下了一点。还没有领会到精神的实质。如果SARS控制不了，“经济发展和稳定”也会随之瓦解。上帝若早告诉他这个病毒是如此特殊，根本就瞒不住，相信不至于象现在这样大言不惭地撒谎。在大陆，象这样使用二套话语，早就是约定俗成的习惯。他答记者问的言辞和接受凤凰台阮次山采访的眼神，就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愧疚和反省。这正是现政体下的一些官员现象：以国家利益和顾全大局的名义，理直气壮地说谎。

        在大陆呆久了，你呼一口气，闻一闻，就知道一些官员的语言，有相当丰富的字典以外含义。我经常服膺官员的语言技巧，一针见血地说，那就是制度造就的奴性，使得他们可以蔑视法律、道德、公义，但绝对不会轻忽认真领会领导的“精神”。
    
四

        毋庸讳言，历史走到今天，现存体制的病毒已经扩散，它侵害着国家、社会和民族的肌体，几乎在每一个方面，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明显感觉到它的存在和威胁。

        我们首先来看，执政者组织系统功能的瘫痪和变异，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后果。本来，组织机构的潜力，伸缩性一直都极强。当危机来临时，其动员力强大而迅速，可以鼓足官僚群体的全部力量倾注到一个对象身上，以战争式的手段，毕其功于一役。在经济建设中，它以此发动“大跃进”；在政治生活中，它以此掀起历次“运动”。革命党如此独特的爆发力，与其革命成功的经验所决定的特殊组织结构和思想价值取向密切关联。可惜，执政党一直沉湎于这个爆发力，没有认真反省这种力量不可持久和它的破坏作用，也没正视连这样的爆发力也正在递减的深刻内因。

       组织人事部门是选拔干部的重要职能机构。但它的作用，现在已经变为，保证官员的权力都是上级授予，官员的行政作为，都首先是为他的上司负责。用体制内话语讲，就是要保证各级下属“保持高度一致”。据《华商报》（5月16日）载，鞍山市政府就海城2000多学生豆奶中毒事件的公开道歉——因为事件“惊动了中央，给省里添了乱”，所以他们“十分内疚，深感不安”。这样只对替上级分忧不力而感到惭愧的官员，在大陆是大多数。在民主政治下，在小说里才有的黑色幽默式道歉，在中国却毫不稀奇。这个极普通的道歉，凸现出现体制的某些特点：民众没有授予官僚权力的权利，社会政治结构没有人民授权的功能，社会的政府行政机构，难以切实确立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的机制。在这样的体制中，一些官员自然形成行使职权的普遍规则：凡是有碍自己升官的，都不能去做；凡是对自己有好处的，都挖空心思去钻。谁可以决定自己的升迁？现体制里当然是自己的领导。因此，做事情一定要以满足领导的旨意为先决条件。我想转述在中国杭州市，听出租车司机评价市政府大楼的有象征意味的几句话。那座大楼尖顶，中空，门从侧面开。司机说：“杭州市民说，里面的人就和大楼一个样：削尖脑袋向上钻，挖空心思去抓钱，走的都是旁门左道。”在这样的规则下，一些官员的作为，不是以人民的需要来推动，而是以能不能取悦于上级领导所决定。许多对人民有利的事，只要官员认为并不一定得到领导赏识，可做可不做，大部分官员就不会去做；可能给自己仕途带来厄运的事，不管老百姓多么需要，那是坚决不会去做的。

       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实社会里数不清的老百姓“小事”，只需照章办理便易如反掌，往往要惊动省里、中央，才会有解决的可能。3月20日在广东被无端虐打致死的孙志刚，如果没有中央领导数次亲笔批示，就不会有现在抓替罪羊式虽不公平总还算安慰了死者亲属的解决结果。人民在权力话语中丧失了发言权，上级领导和庞大官僚关系网形成的“口碑”，就成了决定一些官员官运的主因。一个官员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在首先照顾领导的喜好后，还得兼顾官员群体的“口碑”。这样日积月累形成“官官相护”风气，使许多群众的冤屈根本得不到伸张，人民的积怨则日甚一日。在现实生活里，如果哪一个群众要“告”官，他将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因为，经常的情形是，你东奔西突，历尽劫难，也找不到解决之道。你想要指责呢，每个“官人”对你也还客客气气。他们会把你的申告材料转来转去，转到你头晕脑胀，转到你最后找不着谁是具体的负责人；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投诉，都象是在打棉花墙。如果你要坚持下去，你一生的精力多半会没有结果地消耗在“打棉花墙”运动之中。有很小的可能你会赢，但你赢的时候，头发白了，身体病了，你自己会因为几年甚至几十年地奔走于衙门求告倾诉，而心态坏了，性格变了，经济破产了。象新疆喀什的工会干部奚虹，状告《人民日报》整整十年，后庭外调解获赔二十万；但家庭破碎了，人变得浑身是病，唠唠叨叨，少有人愿和她接近了。有很大的可能你根本赢不了，象重庆的一位李老太太，从黑发告到白发，从1981年告到现在，儿子范李的冤死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在大陆，类似的事件有多少，相信老百姓自己早有答案。一些官的眼光朝上，导致多少人民的冤屈和苦难，谁能讲得清楚！

       在这样的体制下，即使是做一些服务于民众、对国家人民有益处的事，如正在继续的“新洋务运动”，一些下级也是为了讨得上级的欢心，有的上级也主要是为稳固政权。如此，官员与人民，慢慢地筑起一道厚厚的墙。官员离老百姓太远了，对老百姓太陌生了。一旦稍微做了点便民之事，就沾沾自喜，大吹大擂；而对人民现实生活中的正当要求，经常显得很不耐烦。这道厚墙，还使某些官员对人民恐惧莫名，只习惯于采取欺和瞒的手法施政。今天，某些多官员来说，不采用欺瞒的手法，行政就难以为继。他们用一个谎言掩盖另一个谎言，他们从一代到N代，前一代培养后一代，后一代有义务为前一代文过饰非。今天，有的官员专制的风气渐成陋习，早就无法依靠异变了的制度自身免疫。他们无法知道，也无法理解，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民，连这样的人民都怨声载道，所有的责任就只能由执政者自己来承担。许多官员看待人民的善良，只觉得“愚民可欺”，容易哄骗和对付。因此在有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行为都有一个非常圆满的借口，都有一叠很高尚的标签，都有一套看似公允的大道理。此时，战争时期组织机构“选拔贤能”的功能，实际上早不存在了。组织人事部门，已经成为本质上挑选忠诚卫士的机构。这个机构排斥一切怀疑者，使一些德才兼备的有识之士报国无门。就是由于时政之需，选拔出一些经济建设能手的官员，就象战争能手官员在夺得政权后的变化一样，“苦”过一阵子之后，很难抵御制度文化的腐蚀，有的做起了大老爷，反手以无数倍的攫取，疯狂地从人民身上窃取财富，满足自己的私欲。

       为什么夺权时期组织人事部门有效的人才选拔功能，在执政后就这么快地丢失了呢？因为执政以后，首先失去了检验组织机构功能的手段。夺权时的战争是最直接的检验手段。战争不提供庸才和马屁精生存的大量空间，对上级负责是以战斗的胜利来体现的，不是也没有条件以满足领导个人喜好来体现。领袖的地位也是凭胜利来稳固，其他干部不能忍受不断失败的领袖将他们带到泥沼中。革命党生存的危机，必须以与执政党争夺民心的高下来解除。“遵义会议”的结果，就是这种检验手段的典型体现。建政之后，这些因素不再那么直接和重要了，特别是在经济相对繁荣以后，它们似乎已经消失了。那么，基本上就难有什么可用来检验组织部门选用人才的正误。这样，现有的组织机构到底能选出什么样的“公仆”呢。

       而且，抛弃了理想，必然把“权术”放到第一位。在先秦思想里，法家最讲只要目的不择手段的权、术、势。建政后，一些人与法家靠得最近，即手段与目的可以分离，只要达到目的，手段上不妨与正统马列主义理论脱节。有的领导干部，在极端条件下维护自己的利益，可以动用一切手段，而没有任何道德上的顾忌；作为党在基层化身的一些官员，也同样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无所顾忌，抛弃任何道德束缚。这才是现在贪腐以惊人的加速度大面积化和向干部扩散的根本原因。执政党依靠暴力取得执政胜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经验所孳生的暴力崇拜基因。

       组织机构功能部分瘫痪的原因，以毛泽东的话反推，还在于党的“路线”选择出现了极大的错误。试图同时享有专权和市场经济的好处，却忘记了政治就是经济的最集中表现，经济无法与政治割断联系。以前“左”的时代，信仰和价值选择宗教化，现在“右”的时代，信仰和价值选择拜物主义的庸俗化。宗教化时代的信仰，虽然有原教旨主义的弊端，但大多数信仰者信心坚定，他们以精神的崇高弥补物质的不足，甚至还可以在这样的弥补中，获得一种动人的悲剧式的愉快。但是，现在信仰的虚无，价值趋向的极其庸俗，使一些官员都迷失了方向。一些官员，不再信仰执政党的理想、道德。品质好一点的，最多做到自己不贪或者贪得适可而止。另一部分官员，不可避免地面对因信仰缺失而致的不安全感，以这样的心理态势，多贪一点，在未来就多一点安全和保障。毕竟，世界上再难寻找到现在如此低的贪腐成本、如此低的被发现几率。在官员眼里基本上是“不贪白不贪”的体制优越性，千载难逢。2001年10月广东开平中国银行先后几位支行长，悄悄转往国外数亿美元，护照、签证早早地就准备停当，稍觉风声不对，一齐从容出走国外。海南省数位厅局长，近年也陆续外逃。连正部级的中国电力公司董事长某某，都去无踪影，至今也没有公布其畏罪逃亡的消息。2002年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转移巨额工程款，然后逃之夭夭。2003年4月，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带着女儿、女婿和外孙，度假般从浦东机场逃往美国。据《半月谈》遮遮掩掩透露的一点统计数据，截止2001年，大陆出逃贪官达4000人，携走脏款50亿美圆之巨。根据体制对凡不利于己的真相皆隐瞒的癖好，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出这个数字，不足真实发生的若干分之一。总之，后台硬的官僚资本，就继续假“特色”大贪，或者让亲戚朋友在海内外尤其是海外成立公司，利用其父兄的执政资源，“合法”地聚敛财富；后台不硬的，贪得差不多了，将要被发现了（反正有的是同类贪官向他们准确预警），就拍屁股出逃。一些官僚几乎集体意识到没有未来，只有抓紧时机捞取利益，饕餮大嚼“最后的晚餐”。

        许多官员们“人民公仆”的光环，短短10余年丧失干净；骇人听闻、身体力行的以腐败作则，消解了体制文宣所有的努力。组织机构有利于人民的功能，在这样的社会和人文氛围下，消耗殆尽。组织机构忙于维持现状尚顾此失彼，遑论发挥功用，推进社会转入民主政治的轨道。于是，民谚说“反腐败要亡党，不反腐败要亡国”。如此，组织机构选拔出来的，即使德才兼备，也难逃制度文化的污染，要么同流沉沦，要么沉默自保。损害性最大的是，组织机构本身如果沦为个别领导干部谋私的工具后，肖小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执政党的生机和国家的希望，就被遏止了。

       现在，我们面对社会普遍的道德沦丧而无能为力。许多群众，因为信仰缺失，深感国家和自己前途渺茫。全社会逐利成风，价值淆乱，已经少有是非的判断力。互相关爱、社会公正、人类正义等许多永恒崇高的信念，被不少人弃如敝屣。极而言之，社会已经演变成一个肮脏的充斥罪恶的交易场。置身于社会的许多人，都身不由己、或多或少地在污浊的环境中受到感染。人们似乎不在乎美丑忠奸，只在乎能不能满足贪欲，能不能伸出手去分一杯羹。蓦然之间，如果我们还知道反省，就会发现，仿佛每个人都背负着沉重的原罪十字架。我们不知不觉中丢掉了天真，抛弃了真诚，失去了热爱，也污染了人性。我们无法面对祖先，无法面对纯洁的孩子，无法安顿自己迷惘凄怆的灵魂！而这一切，都根源于失范及其不良表率。

       其实，如果大陆经济与以前一样，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实体，官员的贪腐还不会象今天这样快、这样深地导致社会仿效、人民仇视。在一个封闭的实体内，假设官员人数和职位相对稳定，那么，从经济学上讲，少数人获取的大量财富仍然会消费在这个实体内。只要消费，人民仍然可以从生产领域里得到血汗钱生存，甚至还有望某种程度上逐渐改善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人民只做中国某些官员的打工崽，他们至少还存有对老板吃饱喝足后发发善心的期望。但是，今天连这种愿望也破碎了。大批官员因丧失对未来的信心，通过种种手段，把财富转移到国外；大批官商勾结、不干不净的“民营资本”（其实，多数都是官僚资本或者犯罪资本），也担心有朝一日事发，偷偷将财富转移到海外。如此，官僚和犯罪资本，就象一台台抽血机，不断地在国内民众身上抽血，单向地输往国外。

        当然，贪腐现象也不是中国独有。但是，如此大规模、高强度地贪腐，相形于其他正常的社会，大陆的现状的确是令人瞠目结舌的。这个现状形成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保持执政的道德合理性，罔顾现实社会利益分配的客观规律，强行使各级官僚的待遇与民众处于一个低反差水平，以标示“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道德原则。各级官僚的法定所得和他们的责任严重失衡，使官员大多在心理上或者选择不负责任，或者选择负责任而自己损公补私。出于需要强力推行的这个失衡的利益分配制度，只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表面上所得少而实质上所得多。如高级干部除工资之外的各种终身物质待遇，不知道比工资额要高出多少倍。一个高级干部月工资仅仅几千元人民币，他的实际所得真是如此的话，连自己的基本生存和健康都无法保证。全体官员的工资待遇，实际上就没有参考的价值。这样，“公仆”的就显得虚伪。久而久之，下级干部必然效法。单从这个角度说，贪腐甚至是维系政权运转的润滑剂。没有它，光靠信仰和激情，国家就无法正常运转。一旦这种虚伪性被全体官员认识到，清醒了，“假公肥私”的伦理障碍便消除了。但是，由于这样的“补偿”不可明说，没有尺度，随意性极大。所以，对有的自觉的官员，人民可以从工作需要来看待他在人民容忍范围内的其他获取；对更多既少制度限制又无他人有效监管的官员，就予取予求皆由我出，贪多拿少随心所欲了。此外，执政者也免不了属人的本性，官员不可能只自己享用制度好处，而不泽及其家庭成员。在有的情况下，既要维护党的道统，又要兼顾家庭成员的亲情，就只能在体制外另开渠道来满足自身的经济需求。这也兼带说明，“大公无私”理想，无法面对现实社会而长期存在。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价值简化为用经济（钱）来衡量；为道德合理而设限的工资待遇，受到市场等价交换原则的强烈冲击而破产。现在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具体的商业形式，直接撞击着官员的心扉。这个时候，“OK！一切都是经济学！”官员再也无法置身事外，只有“勇敢”地跳进市场经济大潮，各显神通，能贪则贪。短短十余年，官僚资本和民营资本，携手创造了全世界贫富落差最大的“奇迹”。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位市长，呕心沥血使所辖国企一年赚10亿，那么，他通过亲戚设立公司，靠权力关系年赚一亿，心里应当没有什么道德负担。在一边，是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基础；在另一边，是建立在为维护道德合理性而勉力规定的分配制度上的上层建筑。不改变这样的上层建筑，使之褪去耀眼的光环，使其官员的待遇和责任相匹配，使一切都在阳光下，人民有完全的权利监督和制约它，就必然腐败丛生。

       同样的道理，大陆的行政成本当然就高居全世界之首。因为必须浪费大得惊人的人力物力，去维护体制和宣扬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缺少强力监督而使公务员群体，几乎永远保持在人民能够承受的临界状态那样庞大，给社会所带来的沉重负担。更不用计算，这个庞大群体互相摩擦、争权、内斗所消耗的硬件资源，及其所形成的恶质文化对民族心灵的毒害。

       体制另一个重要职能部门是文化宣传机构。这个机构，实际上就是宣传机构。在文化建设上，它实在没有什么建树。多年来，真正的文化建设，都不是这个机构完成的；而是象王洛宾一样的体制外力量，受尽磨难而玉成。宣传机构，最大的功效就是，控制传播渠道，让传播受众，都置于被它肆灌输的地位。

        我们都知道，传播媒体是国家社会之公器，不可以作某个组织或个人的工具。媒体资源是全民公有共享的，新闻传播媒体应该独立。只有独立才有舆论的公正与监督，只有独立才有新闻的真实和自由。如果媒体成为文宣的工具，那么它就失去了公正性，也失去了新闻传播的生命——真实。在体制中，掌控新闻舆论资源；在双话语语境下，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在新闻传播媒体无法获得独立的前提下，“新闻自由”就是永远的梦呓，“新闻监督”也就病变成“监督新闻”。因此，新闻传播的变革，实际上已经成了体制改革的第一道难关。只要对新闻媒体和其他传播手段的严格控制不改，就完全可以知道，体制的改革是难于有效果的。今天进了一步，明天就会退回两步来。从十年前的千岛湖台湾游客遭劫杀，到2002年广西南丹矿难、2003年南京投毒、海城特大学生豆奶中毒等事件看，如果没有官员的允许，新闻传播媒体永远也无法报道出来。许多人不满大陆新闻传播媒体，其实，媒体不可能如此弱智，连简单的事实都无法掌控或者失去判断力。新闻传播媒体如果不是一律专营，那情况马上就会不一样。按常理，新闻传播媒体，应该把解放军301医院蒋彦永医生当成防抗SARS的大英雄。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官员把蒋医生正面提出来。主流媒体，对蒋也保持距离，有意回避。为什么呢，因为体制的另一套话语不需要蒋。文宣媒体几十年来行之有效的方式——把坏事变好事的功能，在舆论一律的前提下，又得到了发挥。一场完全因为人为错误给北京带来的SARS狂潮，被轻描淡写地说成因“信息渠道不畅”所致。至于医护人员和患者饱受重创的生命与健康，国家由此而遭受的灾难与损失，各级官员应负的法律和行政责任，都将绝口不提。

       马克思都这样说过，“没有新闻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在专制政治下受钳制、检查的报刊，根本没有自由的价值，它不过是“伪善、懦弱、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转引自《南方周末》展江引语）。在这一点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与马克思的思想惊人地一致，其中的内容就有“国会不得颁布任何法律”，“剥夺言论自由”。1644年约翰.弥尔顿提出：给公民以根据他的良心去自由获知、自由说明、自由辩论的权利。代表人类先进文明的思想早就指出，媒体如果失去了独立，理所当然就失去了公正。执政者在面对媒体独立这个问题时，往往认为它只关乎媒体本身，而模糊传播媒体独立的背后，其实真正体现了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拥有这个权利的政治体制，是民主制，没有——不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来否认这个权利，则是专制。西方习惯把新闻舆论的作用叫作“第四权力”，其实，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独立的舆论，其本质不只是第四权力，而应该是“第一权力”，因为它直接、全面、迅速地代表和表达普通公民的意见，而且它实质上可以影响到立法、司法和行政。可是，我们眼看着在各种借口下，普通老百姓想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几于登天。

       企图控制新闻传播的渠道，隐瞒错误甚至罪行，来实现社会的“有序”，使人民抗议的力量和激情得不到有效集合，并通过妖魔化前仆后继为祖国牺牲自己的启蒙者，来维持自己的正义形象。这个方法的弊端也同样非常明显。一者，在今天这样的时候，强迫人民继续接受他们不认可的信息，只能导致人民的对立情绪恶化，以非理性乃至暴力的方式进行抗争。这样，更容易使国家“失序”，生民遭殃。再者，用严控媒体，去化解群众的愤怒和社会不公，也易使官员失去危机意识，失去“改革”的动力。而现实的环境和情势是，已经没有立即施行政体变革之外的第二条道路可走，一旦错过这个机会，历史将告诉我们惨痛的结果。还要看到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条件，在今天已经完全成熟。100多年前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物质文明，催生并健全了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制度。今天，网络的发展，使完全控制传播渠道实际上无比艰难。网络，也将催生大陆民主政体的确立。有民谚说，“互联网，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互联网，哪里人民得解放”。除非大陆象北朝鲜那样，否则，不管建立多少道防火墙，只要必不可少地需要获得世界经济、贸易、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等资讯，就无法让人民与世隔绝。与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如顺应历史潮流，使传播媒体成为人民诉求的载体，使人民的力量与执政者变革的力量汇合，积极推进体制变革。突破两千年“成王败寇”的封建历史轮回，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光荣地去完成肩负的“和平演变”最后使命。这样的完成，我相信历史将铭刻下执政党最后也是最伟大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