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有人预言去年到达“拐点”，于是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就来了：左拐？右拐？姓社？姓资？——一大堆问号四下乱转。

    随着分配不公造成的社会矛盾加剧，质疑改革的声浪来自左右两翼，甚至还出现了“改革共识基本破裂”之分析。年初敲打了一下房檐上的冰柱，大家都怕砸脑袋，我说：走着瞧，接下来该反反“左”了。果不其然，春节刚过，以皇甫平为先导，有学者群起捍卫改革，然后是“左”“右”两派经济学家握手言欢——“理性反思改革”。

    恕我出言不恭，其实在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比较容易当，各领风骚没几年。创体系的世界级大师难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郎中好找。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经济学家只是维修工，反思也不止限于经济层面；要调理这部大机器，还得总工程师说了算。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总设计师设计的，如今老人家不在了，全仗工程师们集体掌控全局。总设计师可是有设计思想的，早在二十年前就高瞻远瞩，断言：“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

    他说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去年才出生的“行政体制改革”。一个是全局性的，另一个是技术层面的，两个概念不可替代。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只轮子，大小及速度都是不对称的。这就为不受监督的权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提供了机会，造成了普遍滋生的腐败现象。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腐败程度也超过了发达国家，以致今天的人们，都在从各自的角度审视这段跛行的历史。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标志是“解放思想”。封建时代的中国：“无公法、私法之别。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而无权利” （梁启超语）。中国人的旧传统是义务本位，或当顺民纳皇粮尽义务，或“迎闯王，不纳粮”拒绝义务，惟独缺乏权利意识。随着改革开放和法制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中国人沉睡数千年的权利意识苏醒了——这可真是头可怕的雄狮呀！

    中国的“父母官”们逐渐发现，过去威权政治的那一套不好使了，“子民”们变得越来越不好“管理”——动不动就要“维权”，还居然要把官员当仆人支使。现在中国的新领导人，已经在开始树立一种全新的“亲民政治”形象。但上头有新意，不等于整个体制就调整过来了，有很多“公仆”还是习惯于以往的老套路——既跟不上领导，更落后于群众。

    群众的权利意识，已不再是抽象的民主口号，而是日常经济生活教给他的常识：比如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民的股权、业主的产权、劳动者获取报酬的权利等等。当这些常识日益普及的时候，政府与不同社会阶层的关系，就逐渐向上市公司管理层与大、小各方股东利益博弈的模式靠近。

    一个公民素质良好的和谐社会，大部分民众对政治绝无不健康的偏好。毛泽东时代的一大弊病，是过度强化了中国人的政治敏感性。凡是因侵害群众经济利益造成上访和群体事件频发的地区，往往是群众权利意识觉醒而政府领导仍不觉悟的地区，无须戴上政治有色眼镜来看待这类事件。如果说这里面有政治，归根结底是社会分配的公正性问题。

    我从来都是社会改革的支持者，但只拥护改革不拥护腐败。经济体制要继续改革，政治体制也不能落后。如果改革不足以保障社会分配的公正，伴生的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发生“文革”那样的内乱，也并非没有可能。个别极左人物的言论之所以拥有市场，也是迎合了现代化进程中某些被边缘化、利益受侵害群体的不满情绪，他们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即便是平均贫困。

    今年是“文革”四十年祭，有些人很忌讳重提往事，教科书也只是一笔带过。但目前社会急功近利、道德沦丧的丑恶现象，不正是“文革”造成的恶果么？在摧毁道德、文化和教育之后，打开欲望闸门提倡发家致富，对这场历史灾难的清算远远不够。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会有前途吗？如果中国重演“文革”式的悲剧，全体人民都将是受害者，无论你曾否从改革中获益或受害。既得利益者更怕动乱，因为他将失去更多，除非已经全家转移国外。

    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对改革最大的威胁，未必都来自什么外部敌对势力——那些往往是假想敌。国际资本在中国有巨大的利益，维持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有利于他们获取利润。真正足以摧垮改革的，是来自体制内部的腐败势力，以及与之共生的权贵资本。正是这部分人“身后有权忘缩手”，肆无忌惮地侵吞公有资产，侵害群众利益，导致部分群众“眼前无路想回头”。

    从1945年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81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间隔了三十六年。如果提早十来年总结历史，兴许能够避免“文革”那场浩劫，只可惜历史无法假设。

    自公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迄今，弹指间又是二十五年翻过，小平“南巡讲话”也已经是十四年前的事了。当年不讨论姓社姓资，不纠缠意识形态，我曾举双手赞成。但社会是发展变化的活体，不是靠什么工程框架就能够规范的东西。执政党当初的社会理想要求消灭分工，消灭差别；而目前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正在扩大分工，扩大差别。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出现脱节现象，就难免有各种质疑产生。

    讲科学发展观，就不能总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能只停留在行政技术的层面上。改革成功在何处，失误又有哪些？哪些现象是百姓的最恨，哪些往事是历史的创伤，总设计师的遗训还有多少没实现？无须我多饶舌，其实上上下下都心如明镜——不说不等于没有。只有放下包袱，才能开动机器，经验上应很好总结，理论上须有所突破。历史总结清楚，不妨再来个决议。

    改革走到今日，如同骑在狮背上的驭手：退无路，进亦忧，下不得。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定型，开历史倒车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且必将导致动乱。那么，前进有没有风险呢？百姓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如不能改善民生，公正调整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关系，就有可能导致“丛林法则”揭竿而起，引发新的社会冲突与动荡。

    以往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改良的社会成本小于革命。目前中国社会没有任何一方情愿承受动乱，但百姓对生存权的关注，超过了官方对发展权的关注，中国的基尼指数已接近不安全的临界点。权衡利弊，领导人惟有骑狮度势，协调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互动，才具备政治上的可操作性，毕竟——“开弓没有回头箭”。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执政党若要坚持改革，就须与人民达成共识，赢得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只有人民有权，才会政府有能；体制上保障民主监督，分配上恢复社会公正——方谓之“人民共和”。徒言稳定压不倒一切，建设公民社会才有和谐。


                      2006年3月9日  风雨读书楼


[后记]：自从老牧倡言“淡化时政”，我就琢磨各种说话路数。路数琢磨得差不多了，他又号召“来一次猛的，直接朝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而去”。领导的心思不好猜，初一十五不一样。这也不能怪老牧，实在是形势比人强，“左王”们又在那里叫板呢！可谁又知老牧身后，没有姜太公坐着呢？转念一想，不管钓鱼与否，太公也得改革，否则大家都没退路，支持太公改革总没错。于是就写了以上文字。

    列位尽可放心，我是坐在轮椅上思谋，想要越轨也难——结论是这两会议题不可莠言妄议。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否则要他代表委员何用？他们搞提案，无非是向执政党建言。我们自己有话也不妨直说，何必越俎代庖替人家拟提案？检点去年发表的帖子，可供大家参考的倒略有几篇，附录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