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屁无捐到呼吸税


        古老的时候，人们还是以部落形式聚居在一起，大家出去打猎，然后将斩获的野兽拿来重新分配，使这个部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获得起码的生存食物，以维持整个部落的生存与延续，后来，由于部落扩大或者部落之间的争斗，或者野兽在逐渐减少等等吧，使得部落内部的物资供求关系出现紧张，靠生存本能驱使的人们在这个紧张关系中，当然是惟利是图的，因而长期的公平分配的原则也受到挑战，那些没有能力参与狩猎、稼穑活动的人，往往就很少或者不能享用到实物，这样使得部落首领必须采取措施以保证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条件，这样，那些野兽被抬回来之后，首领认为应该先割下一个头或者一条腿放在一边，然后再来分配，那割下的部位可能是应对战争也可能是应对灾年，再就是救济那些分配不到的弱小者（因为，那时的所谓分配，其实大多是争于力）……如果没有出现战争或者灾年，这些积蓄下来的兽头兽腿们要么会被重新纳入分配，要么就拿去换取其他的生活资料。当然，当初那些腿啊头的都是挂在那里的，谁都可以看见，但是谁也不能私自取用，就是首领也不能，所以从那腿上割掉一块肉发给谁，部落人都是明白的清楚的，而且当肉快割完了，人们自然也会补充新的。这，大约就是税收的最初起源，当把兽头们改为货币之后，这个看似简单的储蓄方式就变得复杂起来，也相应地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制度，因为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有特别短缺的时候，而这正是税收价值的体现，同时，积蓄起来的货币也不再拿来分配而作为了一个国家的财政，用于支付国防、警察、监狱等国家机器、行政开支以及一切公共事业，而纳税也就成为每个公民应该尽的义务，因为大家都在享受公共事业提供的便利，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虽说税收本身没有问题，而怎么收却是一个大问题，现代社会就税收的收法以及税种的设立之所以千差万别，关键是执行税收的政府执政理念的差异所致，这种差异导致了税费用途和用度的差异。专制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除了权力的高度集中之外，还无一不是对人民进行横征暴敛的，巧立名目的各种征收花样翻新，以至于因税赋过重而民不聊生，中国古代“苛政猛于虎”的说法正是这样来的，而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君也成了专制与民主的又一个分水岭，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专制社会里，税收成为了暴君敛财的手段和个人享乐的来源了。

        当人们在谈论苛政猛于虎的时候，一方面当然谈论的是承受力的问题，另外一方面重要的是付出之后的回报问题，当正当的付出被利用或者被掠夺之后，即使承受力再大的人也难免“苦秦久也”……同时，因为苛政的基础是专制制度，那么这个制度下的分配原则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本来是合理的税收也会相应的出现问题，最常见的问题是，被日夜逼着缴税的人恰恰是真正需要靠税收手段来保护的人，也恰恰是需要政府付出更多的人。痛苦的事实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恶劣的税收制度往往都是“损不足而富有余”的，问题就这样从税收问题上升到了执政问题，税收成果丰富或者财政收入高，只能代表执政能力强，但是并不能代表执政方向的正确，所以对执政能力的夸耀，往往就是对掠夺能力的显摆，这里我们理性地看，执政能力只能算一个伪命题，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的不满在于执政者“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

         “损不足而富有余”的税收制度，一方面是专制制度的果，另一方面更是更大的专制的因，当税收和国库被少数人霸占之后，其后果的严重性是多方面的，最能被大家感受到的是腐败的滋生和官宦系统的庞大，一旦享受国库和分割税费的方式不受监督，这一大笔钱就成为有权者觊觎的对象，各种私吞国家财产的招数就会雨后春笋般被使用出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执政者在拥有这样巨大的财产后，不但对自己能力有了空前的自信，而且也似乎觉得万物皆备于我了，在施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者漏洞，就不再从制度本身去寻找问题，而是靠剜肉补疮的方式来贪图暂时的危机过度，久而久之，那种度过危机的心态就成为执政的常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笨拙就会成为一种被反复利用的政治技巧，而为了维持这样一种被百般打扮的执政理念，执政者也就毫不羞愧地参与进巧取豪夺的行列，同时维持更为可怕的专制！
 

         中国现代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被大家常常提到的是那幅对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据我的记忆这应该是郭沫若讽刺北洋政府的。据《北平税捐考略》记载，北洋政府时期开征了两个天下无双的税种，一个是“公厕捐”，一种叫做“粪捐”，天下百姓无不愤慨，民间还流行“官员掉粪坑，苦了老百姓”的讽刺民谣，而又据记载，北洋政府开征粪捐，其理由也还是冠冕堂皇的，是出于改善卫生条件的，因为那时国人的卫生习惯很遭，政府为了号召大家改掉随地大小便的恶习而兴建了公厕，政府当然是不愿意出这修建费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税种！这里的荒唐是可想而知的——天下本来就不该存在只发布政策而不为政策提供条件的政府！、
而今，中国科学院一个名叫蒋有绪的院士在中国森林城市论坛上语出惊人地提出国人应交生态税，这无异于让大家来交“呼吸税”了，这其实和“粪有税”是没有区别的，是典型的畸形体制下的畸形思维。政府为了改善生态环境这是没错的，但是如果靠征税来满足这个改善的要求，就是本末倒置了，不从根本上改善现在的恶意开发现状和以牺牲环境来博取最大经济效益的执政方向，征税的结果只能走向反面，因为这让我们看到，早期少数人破坏的恶果——在他们利用公共资源赚得盘满砵满之后——得由无辜的百姓来为他们买单了，这将从根本上侮辱国人的尊严，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一个政府的形象，实在不足为训！

         有这样的院士存在，只能说知识界不断堕落的过程远没有结束！